张波 申鹏 |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回顾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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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对于“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这一新三农问题的学术回应, 近年来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渐成国内学术热点。在对近年来以CSSCI期刊论文为主的相关研究从规范性和经验性两个层面进行整体检视后, 发现学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存在着研究内容过于单一、研究方法多样性不足、研究视角缺乏理论关照等问题。今后在研究内容上应加强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地方创业实践的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应将质化研究纳入视野, 而在研究视角上可从小农经济、社会治理、人的现代化三个理论脉络下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践展开研究。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 新农人; 小农经济; 社会治理; 农民现代化;

作者简介：张波 (1987—) , 男, 湖北黄冈人, 传播学博士,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申鹏 (1976—) , 男, 贵州遵义人, 人口学博士,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三农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议题,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曾是长期困扰我们的发展难题,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 这些老难题拉响的警报得到了一定程度解除;21世纪以来我国又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这一新难题, 其中“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巨大挑战, 培育“职业农民”“新型农民”作为一种应对之策早在2005年前后就被提出来, 各省市也陆续开展了农民职业化培训的地方探索, 经过历年的政策议题聚焦和学术话语阐述, 如今培育职业农民已成为破解新三农问题的社会共识, 职业农民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现代扩张行动”[1] (p123-128)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和将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7年初, 原国家农业部出台《“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 绘制了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规模超2000万人的蓝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作为对于“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这一新三农问题的学术回应, 国内有关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学术研究渐呈蓬勃之势, 并涌现出大量优秀成果, 推动着这一政策议题的深入探讨;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呈现出怎样一种整体面貌?存在着哪些问题和不足?在未来它可以朝向哪些方面去进一步深化拓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重要而又紧迫的, 一方面它为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系统反思的契机, 有助于促进理论建构和经验调查之间的相互对话;另一方面它也将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要。为此, 本文将对近年来以CSSCI期刊论文为主、兼顾其他重要代表性论文的国内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进行回顾, 并对未来研究做出进一步展望。

一、国内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规范性研究概述

现有国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规范性研究, 多表现为一种应然层面的政策解释和理论阐述, 它立足于农业现代化、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等时代背景, 一方面厘清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内涵和特征, 从我国现实和他国经验出发, 指出了培育这一群体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大体策略;另一方面, 从政策预期和理论推演的角度出发, 建构了一套测量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能力和素质的指标体系, 以期对于现实的培育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和培育必要性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特征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阐述, 当然它往往穿插在一个更大的主题论述之中, 专门辟文予以介绍的倒不多, 魏学文、刘文烈是较早界定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有别于传统农民的特征的研究者[2] (p73-75) , 更多研究着力的则是论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毕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提出不是突生性的, 而是嵌入到一定的时代语境之中。许多研究者通过论述时代背景, 如粮食安全背景[3] (p56-64) 、人口老龄化背景[4] (p57-62) 、新型城镇化背景[5] (p82-85) 等, 指出当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是刻不容缓;当然也有研究者不满足于做大而化之的政经形势分析, 而是从农民现代化[6] (p199-204) 、农业现代化[7] (p65-69) 等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内在进路。在此基础上, 朱启臻、胡方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所需的环境要素进行了厘清, 认为土地制度、农业组织制度、政府支持与服务以及农民教育制度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环境因素[8] (p61-69) , 金绍荣、肖前玲则特别关注了地方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困境及出路[9] (p108-112) , 黎家远重点考察了财政支持体系的效应发挥[10] (p113-117) 。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倾向于自上而下地从宏观背景出发, 进行宽泛的政策探讨;结合具体的理论脉络来谈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相对来说较少。

(二) 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测量指标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新”在何处?他们应具有怎样的能力和素质?如何测量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水平?这些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王乐杰、沈蕾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镇化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 包含了基本素质、经营能力、职业认同和生态素质四个维度, 其中职业认同的权重最高[11] (p90-95) 。肖娥芳、祁春节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概念定义入手, 构建了基于ANP法的量化测度模型, 包括了农业专业技能、科学文化素质、经营管理素质、道德法律素质四个层面[12] (p95-100) 。贾亚娟等人通过将胜任素质指标与农民素质指标的整合, 在德尔菲专家调查的基础上,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构了一套旨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指标体系, 其中五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文化教育素质、经营管理素质、科技素质、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13] (p82-90) 。尚锐基于胜任素质理论, 选取50个新型职业农民样本, 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区别于传统农民的16个新型职业农民核心胜任特质[14] (p114-120) 。童洁等人则基于对职业属性本质内涵的考量, 提出从职业文化素养、职业技能、职业薪酬、职业认同和职业行为规范五个维度, 构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标体系[15] (p114-120) 。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 研究者的重点在于建构理想化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模型, 进而为现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但其解释力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三)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策建议研究

有研究者考虑到农业各行业的生产特点、收益和劳动用工量的差异性, 估算了农、林、牧、渔业各业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规模, 估算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供需缺口超过8000万[16] (p44-48) , 面对着巨大的供需不平衡, 许多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培育对策建议。其中, 童洁等人指出应该从专业化、产业化和组织化三个方向展开, 并需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代农业产业支持体系、城乡一体化制度支持体系、农业经济组织支持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支持体系[17] (p91-96) 。徐辉认为我们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路, 切不可有所偏颇[18] (p9-15) 。郑雄飞提醒我们, 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传统农民职业化和城镇居民“职业嵌入”两种源流, 因此需要协调农民职业权与村民成员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资本下乡与村级自治、利益生长与收益共享等权益关系[19] (p28-33) 。可以说, 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建议无外乎在两个方面发力, 既注重外源性的拉力, 也注重内生性的推力, 在一推一拉之间实现培育的合力, 这提醒着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除了政府主导以外, 也要依赖这一群体的自我驱动, 激发传统农民、返乡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下乡创业者等群体转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内生动力, 可能更是当务之急。

(四) 其他国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经验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少研究者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出发, 并指出其对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所可能提供的启示, 比如李国祥、杨正周通过对美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策的考察梳理, 认为“发展农业教育和加强培训, 提高新型职业农民从业能力;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相关农业 (包括实施特色农作物计划、推广食物本地化运动、鼓励发展有机农业) , 让新型职业农民有机会获得更高回报;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 增加对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力;调整农业补贴政策, 让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受惠;增加农业专项贷款, 满足新型职业农民资金需求”等措施值得我们借鉴[20] (p93-97) 。夏益国、宫春生认为美国的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鼓励土地向新农民流转、新农民个人发展账户试验计划等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3] (p56-64) 。叶俊焘、米松华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保障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农民职业准入制度、重视职业农民的权益保护为我们提供了思路[6] (p199-204) 。其实纵观他国经验,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并非政府一厢情愿的驱动就能达成, 从“制度的文本”到“制度的实践”有一个转换过程, 政府需要提供包括土地、财政、金融、科技、销售等方面的政策配套, 才能有效推动培育政策的落地执行。

二、国内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经验性研究概述

相较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规范性研究来说,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经验性研究多表现为一种实然层面的实证探索和经验调查, 它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 运用问卷调查、典型个案等研究方法, 来对这一群体的培育现状、培训意愿、创业意愿等议题展开扎实研究, 从而揭示出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群相。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现状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群相?在培育这一群体的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哪些探索, 面对着怎样的困境?回答这些问题是一些经验调查者的重心所在。米松华等基于浙江等四省495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调查数据, 发现这一群体多为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种养能人及农村干部带头人, 具有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和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具有一定的产业化组织能力和社会化服务能力等现状特征;他们对政府资金 (或项目) 扶持、土地流转服务、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推广、设施用地有较强的政策需求[21] (p115-120) 。尽管这一群体已经以一定规模而存在了, 但康静萍、汪阳基于安徽省寿县的调查, 认为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仍存在较大短缺, 并认为原因在于培育主体过于单一、农业经营收益较低、返乡农民工并未大量从事农业生产和留守劳动力优势未得到充分开发[22] (p73-81) 。这种培育困境在植玉娥等人的研究中有更深刻的体现, 她们通过对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260个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 目前在培训供给方面仍存在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 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培训时间短, 连续性差;经费安排不到位等问题[23] (p20-24) 。面对这种困境, 许多地方形成了一系列经验探索, 颜廷武等基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形成的“123456”创新模式这一个案, 指出“明确目标与任务、加强组织与管理、精准选择培育对象、配套跟进扶持政策”在培育工作中至关重要[24] (p35-41) 。高杰、王蔷则基于四川省新津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个案研究, 指出在培育中应注重精准瞄准、分类培训和按需供给[25] (p109-113) 。吕雅辉等人采用实地座谈、电话访谈、案例剖析等方法对以产业联盟为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模式进行了研究, 发现以政府、企业、联盟户间利益联结为动力、以农广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培训为基础、以政府“自上而下”保障为后盾的“阳晨模式”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26] (p38-49) 。从现有研究来看,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尽管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从整体成效上来看不容乐观, 如何将地方个案经验推广到全国仍有较长的路需要探索。

(二)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意愿研究

大量研究将精力放在新型职业农民潜在来源群体的培训意愿上面, 如马艳艳、李鸿雁基于宁夏银北地区265户农户调查数据, 发现农户年龄、文化程度、耕地经营情况、培训经历以及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具有重要影响[27] (p99-104) 。杨璐璐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构建模型, 并选择湖州地区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农民对其他教育或培育的评价、农民受教育情况、农民对培训后自身能力提高的预期或者结果、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 对农民培训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28] (p132-145) 。徐辉等人则基于七省21县 (市、区) 63乡 (镇) 的调研数据, 发现“是否经常自学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等18个因素对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显著性影响。因此, 他建议应在充分尊重农民职业意愿的基础上, 优先遴选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培育[29] (p86-94) 。传统农民、返乡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下乡创业者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来源群体, 他们对于职业培训的接受度, 或者对于现有职业培训的满意度, 关系着我们的培育政策能否奏效, 这些研究对于相关影响因素的挖掘, 将极大地有助于提高现有政府培育措施的针对性。

(三) 新型职业农民的创业意愿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仅仅作为外在施加的客观推力而存在, 愿意付诸于创业实践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则是更为关键的主观动力。吴易雄、周芳玲基于全国百村千民的实证分析, 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状况及农业从业意愿不高[30] (p89-93) 。至于影响因素, 吴易雄基于湖南省24县的调查数据分析, 发现年龄对新型职业农民创业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创业意愿与能力已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否进行创业的主要原因, 此外外部经济环境、资金条件及政策环境在创业决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31] (p110-113) 。周瑾、夏志禹以河北省84 220个样本数据为基础,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性别为男性、处于中等年龄阶段、从业年限长、家庭人口多、所处区域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是新型职业农民选择生产经营型职业的主要影响因素[32] (p94-98) 。郑兴明、曾宪禄基于582名农科类大学生的调查数据, 发现个人特征、家庭条件、社会资本、家乡环境和三农认知状况对大学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33] (p97-102) 。可以说, 创业意愿是对培训意愿的进一步提升, 我们不仅要加强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培训, 更要为他们创造一个投资兴业的良好政策环境。

三、与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的“新农人”群体研究概述

在我们考察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相关研究时, 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近似概念就是“新农人”群体。随着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和生态农业的流行, 具有生态农业理念、能运用互联网思维、以提供安全农产品为己任、视提高农业价值为目标的“新农人”新群体开始受到公众瞩目, 作为一群在理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都带着自身鲜明烙印的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 从概念定义和内涵特征来说, “新农人”和我们所提到的新型职业农民并没有本质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这一群体是基于生态自觉基础上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生态生产方式”的运用和创新[34] (p248-250) 。有研究者更为系统地归纳了“新农人”与新型职业农民的不同之处, “在意识方面, 新农人具有了信息化思维, 以市场为导向, 新型职业农民则是生产导向型;在身份属性方面, 新农人是一个跨界的新崛起农业生产经营群体, 不再是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虽然身份属性已经淡化, 但仍然是农民;在职业流动方面, 新农人的流动性更强, 新型职业农民流动性较弱”[35] (p68-69) 。尽管两者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但将“新农人”视为新型职业农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表述应该没有太多疑问。令人感到费解的是, 现有绝大多数“新农人”群体研究并没有自觉地继承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的相关成果, 仿佛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知识领域, 从知识生产内在的继承性、累积性和延续性要求来说, 本文认为应该将“新农人”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纳入回顾视野里来。

现有关注到“新农人”这一群体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 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新农人”群体的现象描述和类型学分析, 如汪向东指出新农人有三新, 即农民新群体、农业新业态和农村新细胞[36] (p18-20)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查以及座谈情况发现, 新农人普遍比较年轻、学历较高, 多是跨界创业, 从业时间较短, 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 并且从身份构成、组织形态和生产经营方式三个维度分析了各自存在的类型、优劣势和经营状况[37] (p2-11) 。另一类是关于影响“新农人”群体创业因素的调查分析, 郭艳平、谭莹从宏观层面出发, 认为资本逐利、食品安全、个性化消费需求、农业生产者增收需要是关键因素[35] (p68-69) ;吴懿基于威远县新农人创业的调研, 指出农产品自身风险、互联网平台风险等是影响他们创业的主要因素[38] (p207-209) 。除了这两类研究,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新农人群体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欧阳国辉、郭佳认为“新农人”给农村的文化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带来重要变化, 因此在对传统村落文化保育过程中“新农人”大有可为, 并提出了一系列良性互动建议[39] (p169-173) 。总的来看, 这些成果在研究层次上基本处于描述性水平, 可拓展空间较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互联网+”模式向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 “互联网+”和农业也走向了深度融合之路, 尽管这种融合才刚刚开始, 然而互联网新媒介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得到了高度关注。“新农人”被视为一个携带着“互联网基因”的亲信息化群体, 他们不仅善于运用互联网新媒体获取和发布信息, 还能够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造生产、经营和销售流程, 就此而言, “新农人”与新型职业农民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一概念内在地暗含了一种媒介属性, 因此“新农人”群体研究得到了传播学较多关注。牛耀红通过对57名新农人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调查发现, 新农人作为行动者嵌入了传统农业技术传播体系, 虽然不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主要任务, 却整合了各类主体, 拓展了合作领域[40] (p56-61) 。陈卫平等人则研究了新农人微信公众号帖子信息特征对在线参与度的影响, 发现帖子标题的语义生动性、语言形式生动性、推送次序等对用户阅读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帖子内容生动性对用户点赞数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用户转发数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销售类帖子, 非销售类帖子对用户点赞数和转发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41] (p118-134) 。可以预见, 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 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出发, 来对“新农人”群体展开深度研究。

四、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的可能面向

通过上文回顾可以发现, 近年来国内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 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 均积累起了相当的知识发现, 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较高讨论起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既有相关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1) 研究内容过于单一。既有研究大多把新型职业农民当作一个有待“培育”的政策客体, 而没有把他们当作农村创业实践的地方主体, 过于关注与“培育”有关的内容, 而那些没有办法划到“培育”里的研究内容则被忽略掉了; (2) 研究方法多样性不足。尽管许多研究采取实证方法去展开探讨, 但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传统农民、大学生等群体, 通过考察他们的培训意愿和创业意愿, 进而归纳他们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机制, 且量化研究居多, 以深度访谈、田野调查为代表的质化研究较少。部分研究虽然号称以某地经验为例, 可勉强归结为个案研究, 但在论证过程中没有对个案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剖析, 个案背后的深层机制也没有得到揭示, 有沦为简单的经验总结之嫌; (3) 研究视角缺乏理论关照。既有大多数研究立足于国家大政方针, 从各种时代背景入手进行宽泛的政策探讨, 尽管有学者从现代化的理论背景入手加以剖析, 但过于集中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从形势分析到对策探讨的论证过于扁平化, 理论分析水平不够深入。

综上所述, 现有大多数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将其当作一个正在孕育中的新兴群体, 多从潜能激发的规范性角度来探讨这一群体, 因此在经验研究中对培训意愿、创业意愿等内容有着大量的考察;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 尽管存在较大缺口, 我国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据有关部门统计, 截至2017年底, 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主体超过300万家, 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42]。他们不仅仅是政策规划理念中有待去培育的应然群体, 更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广泛影响的实然群体,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他们的崛起在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已发生了广泛影响。这提示了我们, 在今后相关研究中, 可进一步加强这一群体的地方创业实践研究, 我们应从农村社会实际出发、立足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自身的经验来展开探讨, 而小农经济、社会治理、人的现代化三个理论视角的引入可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 并加深理论分析的深度。

(一) 小农经济视野下的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的逻辑起点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都必须有适度规模为基础支撑, 而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农民经济行为模式上的异动。长期以来, 围绕小农经济行为特征的观点流派主要可归为三类, 即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观, 以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和以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生存小农”观[43] (p34-48) 。在我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以及近年来小农经济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的现状, 徐勇、邓大才提出了“社会化小农”[44] (p5-13) 这一概念来概括现代农民的经济行为模式。那么到了信息化、网络化、媒介化的时代背景, 伴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以及新农业的塑造, 新型职业农民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怎样的动机倾向和行为模式, 这一群体有着怎样的自主性, 他们是如何理解风险的, 他们是如何展开分工合作的?鉴于在我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过程中, 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占据着绝对主导作用, 这一地方性知识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市场主体地位有何影响?最终他们在经济行为上形成了怎样的一种形态, 它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有着怎样的区别, 它形成的是否就是“理性小农”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在经济行为上应该是一种超越了“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的全新小农经济形态, 而它到底应该如何来加以界定和阐释, 需要我们植根地方实践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本土概念。

(二)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的兴起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农业经济的发展, 他们也推动着农村社会的发展, 有研究者就指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 原来中下层人员因为经济收入提高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 形成了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 阶层分化呈现橄榄形”[45] (p89-94) 。就当下我国农村情况而言, 大部分村庄都面临着人口流失的严重挑战, “空心村”渐成不可阻挡之势,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回流却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群体当中不仅有本来就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的本地人, 也有相当一部分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外来者, 他们可能是从城市下乡、有志于新农业的企业家或白领, 也可能是从城市返乡、以家乡农村为发展平台的大学生或农民工, 因他们在城市或长或短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 因此在观念和行为上都携带了大量的现代性因素, 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都是农村的新生力量。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地方创业实践, 其实也可视为一个精英下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农村社会的新细胞, 他们不仅将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经营农业, 而且能够以新的理念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就拿当前农村地区的减贫脱贫事业来说, 尽管我们强调贫困治理的多元参与, 但在精准扶贫中政府仍起到着绝对主导作用, 代表着市场力量的大量企业也有跟进参与, 然而“社会”力量相对来说是缺席的, 新型职业农民的兴起一方面能够改善自身家庭的生存境遇, 另一方面也能够带动乡村邻里就业, 因此可被视为农村贫困治理多元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而为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提供重要支持。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 发掘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和可能性。

(三) 人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职业农民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曾经指出现代人格应具有九个方面的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 对创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乐于对广大公共环境中的各种问题提出看法;明确的时间取向;重效能;计划性;相信规则和社会生活具有可预见性;有公正分配的意识;对正规学校教育感兴趣并高度重视;尊重他人[46] (p25-30) 。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格养成的过程。通常来说, 传统农民靠天吃饭, 依赖于代际传承的直接经验来从事务农, 农业是一种活着的生存方式, 农民也只是一种制度性身份而已;而到了新型职业农民那里, 对技术和知识开始前所未有的重视, 与传统农民的重大区别就是他们所具备的“互联网基因”, 农业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而存在的, 农民也不再是身份而仅仅是一份职业而已。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 新型职业农民在认知、情感和价值观上均有着较大不同, 对我们今后的相关研究来说, 这一群体在信息获取、职业观念、乡土情感、人际交往、闲暇生活等方面上有着哪些新的变化,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怎样的现代性增长, 都是值得探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职业意识的成长, “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赋予了农民新的使命与责任, 而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职业精神的形成与提高, 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包括诚实守信、爱农敬业、责任与奉献等基本内容”[47] (p111-116) 。可以说这些现代职业精神都是传统农民所缺乏的, 因此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 农业现代化需要回到“人”的层面, 通过农民现代化才能够进一步推进自身的水平。

总之, 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新农民”的培育和参与,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在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中, 具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对这一群体的现有研究为后来者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若想实现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化, 且能够更为积极地参与现实的政策议题, 我们必须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进一步深化;在研究内容上超出新型职业农民“何以可能”的应然探讨, 将目光更多聚焦在新型职业农民“如何可能”的经验调查上面, 多关心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动创业实践而非简单的被培训意愿;在研究方法上将以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互联网民族志为代表的质化研究纳入视野之中;在研究视角上从小农经济、社会治理、人的现代化三个理论脉络下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践展开研究, 进而实现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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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张波,申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回顾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J].理论月刊,2019(07):131-138.

• 注释、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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